太惋惜！胡鑫宇自缢身亡，青少年心理健康如何呵护？******

　　文/赵斌

　　2023年2月2日，江西省、市、县联合工作专班在上饶市铅山县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胡鑫宇系自缢身亡。发布会上还公布，胡鑫宇2022年9月到致远中学就读后，因学习成绩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之人际关系、青春期冲动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他失踪前心理状态失衡，有明确的厌世表现和轻生倾向。

　　如何应对孩子的厌学、厌世情绪，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看懂这些预警可以挽救孩子！

　　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岳春河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说，“小孩子把活啊、死了的挂嘴上”“哭着打电话说不想上学”“挺内向的孩子，好像突然开朗了，甚至有些聒噪”这些往往不被重视的现象，极有可能是孩子走在极度危险边缘的预警，甚至是向家长发来的最后求救。

　　上海长征医院心理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潘霄认为，要避免悲剧发生，需要了解青少年在作出极端行为前的四个阶段。

　　潘霄称，这四个阶段分别为情绪低落期、求援窗口期、绝望期和绝望之后的实施期。

　　情绪低落期源于父母离婚等家庭问题、遭受霸凌等学校人际关系问题、成绩下降等学习问题导致的情绪低落。这一状态如果长时间持续，会非常痛苦，进而产生“活着没意思”等想法，但这一时期是宝贵的援助窗口期，青少年会有求援、呼吁关注的表现。比如和朋友说、向家长或老师求助、寻求心理咨询等。也会出现自杀前的言行征兆。

　　一旦错过这个时期，青少年就会从求援窗口期进入绝望期，很难通过心理咨询等一般手段拉回来。进入绝望期，原则上必须从医学角度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医学治疗方案，比如住院、服药治疗等，才能有较好的效果。

　　他表示，青少年自杀前的预警可从两个方面去发现和判断：言语方面和行为方面。

　　言语方面：

　　1、暗示。如，没我更好、没有我会怎样、活着或人生好麻烦、活着没有价值和意义等消极厌世类情绪语言；

　　2、明示。如，不想活了、想死了、我死了你不要后悔、再这样我就去死等明确地表达出死的意愿。即便是孩子偶发性无心说出，也要引起注意，及时做心理评估。

　　行为方面：

　　1、抑郁表现。出现“三低”，即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行为减少；

　　2、突然变化。本来内向或外向，性格突然转变；

　　3、突然离家出走，不告而别；

　　4、有自伤、自残行为，比如用刀划自己手臂，拿头撞墙等表现；

　　5、孩子突然无端出现不舒服。尤其是内向敏感型青少年，不愿意沟通，潜意识压抑负能量导致头疼等身体不舒服；

　　6、厌学，不做作业，成绩快速下降。

　　潘霄表示，青少年言行有上述特点就应该引起重视，如果同时具备多个表现，要高度警惕青少年已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何呵护孩子心理健康？

　　潘霄认为，发现青少年有轻微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首先要找到学校的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工作室或者医疗机构做评估，以确定问题的程度，进而获得解决方案。

　　问题严重时，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士会建议家长及时送医。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医疗界在治疗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和疾病的水平值得信赖。

　　岳春河认为，日常教育中，家长的有效沟通和陪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家长应尽量少用成年人的思维去干预甚至控制孩子，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与之共情，了解孩子的内心。此外，还要注意帮助引导孩子建立自我评估体系，让孩子学会平衡内在与外在评价体系，从根本上减轻外界对孩子心理的负面影响，避免产生自我否认感。

　　岳春河举例，如果把夫妻比喻成各自是一个圆，这两个圆重叠的地方就是孩子心理空间的天地。如果家长离婚，一定注意不要互相否定，这种否定即便不当孩子面说，孩子也能感受到，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负面影响。

　　潘霄认为，学校配备的专业心理老师一般会按要求教孩子怎么处理负面情绪以及心理问题，包括学业压力、人际冲突、家庭关系的处理等。家长也要注意青少年的逆商培养(AQ)，学会如何处理挫折和重振信心。可以多参加有竞争性、有输赢的体育活动、军旅主题的夏令营，一些培养抗逆力的户外活动，要让孩子有抗逆训练，学会面对挫折感。

　　潘霄还提醒，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不良引导的游戏和漫画。家长也要注意加强青少年心理建设的科普学习。同时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不要渲染涉及自杀的名人、舆情事件，给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全社会应形成合力

　　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老师和家长的专业知识储备至关重要，但仅凭这些可能还不够。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幼儿园总园长朱敏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建议，应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防范青少年自杀屏障。例如，可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和专业教师一起研发生命教育课程；加强家校沟通，及时发现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并有效干预，确保自杀预防工作的正常运转；构建遍布全国的心理危机社会支持网络和自杀干预网络，建立自杀预防专门机构，如心理诊所、心理热线等。

　　朱敏认为，通过借鉴美国、英国等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成功经验，可考虑以心理健康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为专业主导，与学校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相对较多地区的学校对接，针对青少年相关心理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再结合实际案例反馈到研究当中，不断形成具体的标准、做法、经验以更好指导实践。

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