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
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人民观点）
——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⑦
本报评论部
经济运行是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宏观政策的制定实施必须兼顾当前与长远，既要精准有力又要合理适度
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有助于我们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计划加快剑黎高速公路等一批着眼长远发展的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在湖南，株洲市聚焦13条新兴优势产业链精准发力，进一步围绕新兴产业落子布局；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抓紧制定促进外商投资的最新措施，打造规范透明的监管体系……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在出台经济政策时，既立足当前解难题、稳经济，更放眼长远谋布局、求实效，为未来发展添薪蓄力，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经济运行是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宏观政策的制定实施必须兼顾当前与长远，既要精准有力又要合理适度，既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又要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个统筹”，其中一条就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强调既要做好当前工作，又要为今后发展做好衔接。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要更加注重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短期和中长期任务相贯通、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相统筹的科学工作方法。
当前和长远是辩证的统一，互为条件、相辅相成。落实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强调“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实现“双碳”目标，指出“既要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问题，积小胜为大胜；又要放眼长远，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新时代这十年，从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到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再到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我们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把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量稳质增。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在着眼当前重点难点问题的同时，加强中长期战略谋划，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有助于我们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回望过去一年，我们宏观调控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新基建和高技术产业成为扩大投资的重点。统计显示，2022年1至11月份，在基础设施中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8.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9%。具有前瞻性的宏观政策，不仅有助于稳住经济大盘，也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后劲。新的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我们更要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牢牢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我们既要葆有历史的耐心，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又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举措有效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积极凝聚各方力量，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责任在心，呼唤踔厉奋发、勇往直前。既谋划长远、重塑中长期发展动力，又干在当下、化解突出矛盾，我们一定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把中国经济的潜力更加充分释放出来，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发展答卷。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